分卷阅读380

    ，1939年中原解放区超过八成的税收都将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只要税收制度不像明朝那样犯二，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前，工商业的收入都肯定在农业之上，更别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工业底子的中原解放区了。

但赤色党中央却认为目前战争还在进行，工业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就连农村也在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处都要用钱，再说除了豫西工业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上海苏南等地，农业税暂时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的条件。不过中央最终还是同意胡卫东先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试行，测试一下免税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实际影响，同时也给解放区乃至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农民群众一个盼头但测试的结果却令中央的领导们很受鼓舞，虽然农业税是取消了。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进行平衡，由于随着产量的激增。化肥农药生产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成本在未来几年中还会有不小的下降空间，因此政甚至都不需要提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这种做法比起继续收农业税的同时降低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的售价，要更受农民的拥戴，尽管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的话，因为从源头上杜绝了地方加派的现象，农民的实际负担还是有所减轻的。），解放区政只要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不变。全面免除农业税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不过，反过来理解的话，也就是说只有完成了农村合作化的地区才能免除农业税，因此最终全国农业税的免除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行，但是这样反而增大了示范效应，同时也激发了新解放区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热情。可谓是一举两得。

与工业和农业相比，由于目前解放区的经济制度还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因而商业显然不可能受到太大的重视，但是胡卫东还是在宏观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引导，其重点是减小物流和仓储花费、尽量降低成本、避免浪费，此外对于生活必需品。解放区政更是严禁囤积居奇，由于政手中拥有数量惊人的物资储备，因此在与投机商人之间展开的“粮食之战”、“棉花之战”等多次商战当中都大获全胜，几个月内破产跳楼的投机商人不胜枚举，而解放区的物价则由此更加稳定。人民币也越来越被解放区乃至解放区外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尽管人民币只是纯粹的法币。持有再多也不能拿到银行去兑换金银和外汇其实严格来说，解放区也存在着通货膨胀，只是因为有着国统区的法币和鬼子在沦陷区强迫百姓接受的军票作为反面参照，所以物价显得十分稳定罢了。而解放区的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自然出现，却是胡卫东有意为之，他虽然是个经济外行，但毕竟来自于信息爆炸的二十一世纪，深知通货膨胀只要幅度还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反而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反而是物价普遍下跌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更大。

历史上国府一度就遇到过这种危机，当时国内市场通行的主要货币是银元，由于国际银价暴涨，导致国内物价普遍大跌，结果工厂生产的产品卖出去还收不回成本，商人也是不断赔本，可是借银行的贷款却还得要拿银元来还，一时间国内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倒是银行家们从中获利不少，可是实体经济一垮，银行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一时间国内经济形势岌岌可危。为了渡过危机，当时的南京政发行了法币并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其实没能完全禁止），由于法币可以通过多印钞票来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因此问题就迎刃而解，只是抗战爆发后国府财政吃紧，不得不拼命开动印钞机来弥补亏空，结果陷入了恶性循环而有了国府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历史上的新中国政不免矫枉过正，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三十年间物价几乎就没变过，老百姓的安全感是上升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胡卫东身为穿越者，自然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他不但向中央和地方的同志阐释了其中的道理，更在中原解放区进行了实际验证，结果在每年5%-10%的通货膨胀刺激下，中原解放区的经济日益繁荣。

其实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放到后世，肯定会引起政的警惕，但在如今的中国，相比国统区和沦陷区飞涨的物价（注1），中原解放区的物价已经是非常稳定了，而只要人民能够接受，通货膨胀就算大点也完全没有问题。除此之外，现在中原解放区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比例奇高，政一句话就能令大部分城市人口涨工资，因此物价涨点也就无所谓了，至于农村，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仍然很大，所以同样没有问题，这可比后世的政要方便多了注1：历史上抗战前期国统区物价上涨的幅度还不能与后来解放战争时相比，但是一年至少翻一番还是有的，而鬼子在日占区更是无耻地强逼中国百姓接受毫无价值而且疯狂滥发的军票，通货膨胀就更恐怖了。而且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资金被抗战中表现更好的赤色党分流，国府的财政状况比历史上更差，而连战连败的鬼子更是只能愈发残酷地剥削日占区的百姓，而解放区“对外贸易”中采取的“经济封锁”策略，则更是令其雪上加霜，因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通货膨胀都远比历史同期更加厉害。。

第四百四十七章两大法系

由于战争仍未结束，国内仍很贫弱，胡卫东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见效更快的工农业建设以及货币税收等方面，但既然中央将中原解放区作为全国的试点，因此胡卫东自然也不会太过忽视法律、教育与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构建。

胡卫东当年就一直十分奇怪，明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人情社会，讲究“法理不外乎人情”，即使是建国后也常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这样做固然没错，但严格来说同样是情大于法，可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却偏偏是灵活性较差的成文法，新中国也不例外，可是即便有成文法摆在那里，民意依然必须照顾，结果法律的威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动摇，可如果真按某些法律“砖家”的意见将法律条文凌驾到普遍民意之上，那就等于是以死的律法钳制民意，不但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更会令党和政失去人民的支持，无疑更不可取。

此外，赤色党毕竟此前没有过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初期制定的法律法规难免问题多多，而成文法的修改一是步骤繁冗，二来成文法对权威性的要求较高，最忌讳频繁更改。这无疑又是一个矛盾，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胡卫东认为一来可能是因为中国自古就采用了成文法的体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