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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这年一度感到有些恐惧。因为特发性的震颤,谢兰生在写剧本时两只手会轻轻地抖。这个病的原因不明,医生说,可能跟遗传有关,也可能跟神经有关。谢兰生又十分痛苦,因为自己不能写本了。他招来了一个助理。可两三天他就发现,因为自己经常思考,这位助理在他思考的间歇期无所事事。谢兰生的思考时间可能只有两三分钟,也可能长达一两小时,他若不让这位助理用手机读玄幻,那助理的不耐、厌烦会清楚地泄到半空,藏也藏不住,让谢兰生压力很大,可他若让这位助理用手机瞧那些东西,那整个氛围都不对劲,人的情绪是能传染的——助理的兴奋跟“爽”会影响到兰生写本。总之,不太行。谢兰生又换了助理,还是不太行。终于有天,莘野坐在桌子一边,对谢兰生温柔地道:“今天晚上我当助理吧。”“可……”“不忙,没事。”“嗯……”那是兰生两个星期最舒服的一次经历了。莘野静静坐在旁边,谢兰生则努力思索,有时写一句,有时写一场,有时又删一句,有时还删一场,有时静静想两三分钟,有时则要想一两小时,而莘野无半点不耐,他的气质沉稳、冷静,只盯着屏幕上面的字,或望望兰生认真的脸,谢兰生就十分安心,一个晚上进展不小,而此前,他自觉写的全是垃圾。从那天起,莘野晚上放下工作,只当助理,他白天在深蓝影业会从8点干到5点,晚上则在自己家里从6点做到1点。兰生知道这样很累,可莘野却并不在意,说,手抖的“病”不用难过,他们可以一直这样。幸好,在服用了一些药后谢兰生的病渐渐好了,前后花了三个来月。连医生也说不清楚究竟是药治好的,还是兰生自己好的,可他说:“谢兰生的压力骤降对于康复大有助益”。…………接着是2012年。7月,北京暴雨,溺亡79人,一时之间,“排水系统”在网络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上半年,日本政府要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将其“国有化”,8月15日,香港7名保钓人士登陆岛屿宣示主权,被日方扣押,中日关系再至冰点,9月15日,中国出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0年以来,最大规模反日示威。10月,莫言“击败”村上春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1月,中国换了领导班子。还是这一年,“浑水”狙击中国企业,东方纸业等纷纷中招。张一鸣推出“今日头条”,程维推出“滴滴打车”。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某部喜剧票房竟然超过10亿。2003年,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每年上涨30%左右,2009、2010、2011更是达到了50%。对电影及独立电影,2012年都是转折性的。胶片失去往日辉煌,它的衰败猛如迅雷。导演转为数字拍摄,而2012年是分水岭。胶片业务一落到地,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全国上下的电影院不再接受胶片电影了,胶片电影要转数字才能播放。上海电影技术厂曾在2003年到2011年,八条生产线全部开放,百名工人同时cao作,仅四年后,2016年,它作为中国最后一条胶片电影的生产线,正式关闭,是“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而同一时间,好莱坞的大工作室仍会生产胶片电影。对于这个发展趋势谢兰生是不适应的。他总觉得,数字有数字的好处,胶片有胶片的好处。数字拍摄画质更高,学生也能拍摄出来非常清晰的电影,同时,它对“演技”的要求是大大大大地降低了。演员可以拍摄N次,后期制作也如魔法。它的放映同样简单,打个比方,IMAX胶片的片盘直径是一米八,胶片、片盘有800斤重。放映时,四个片盘同时动作。放映员要学习一月放映才能确保成功。但,谢兰生认为,数码画面由像素构成,胶片画面由颗粒构成,这“颗粒感”非常适合某些题材,比如需要紧张气氛的,而数字呢,如此丝滑,如此冰冷。另外,色彩、影调上,胶片电影远远凌驾数字电影,它能体现光线变化,更加真实,更加细腻,宽容度更加大,成本高昂,色彩美丽。胶片暗部并非全黑,有朦胧感与虚化感。而且,有时,胶片电影因为“失焦”也更立体,拍摄对象会有晃动,不会一帧是一帧,一个平面是一个平面。谢兰生他还挺怀念胶片电影的时期的——一般人都扛不起来的摄影机“砰”地一声落在片场,非常非常有重量感,所有人的注意力因摄影机而高度集中,他们知道“这是片场”,对片场产生敬畏。而现在呢,片场的人更加关注片场外头的监视器,还总觉得“可以重拍”“可以处理”,一决胜负的感觉没了,主创、演员全变懒散了。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数字拍摄可以缓解男女演员的紧张感。谢兰生觉得,中国电影的投资者对于“利润”过于看重了。诚然,数字大大降低成本,发行成本降低了90%,可这成本总归要在其他地方还回去的,比如演员、宣发。因为真的不大知道数字版本能存几年,电影公司还是会做拷贝出来,好好藏着。对于独立电影来说,2012也是分水岭。这年,被北电的学者称为“独立电影的强拆年”。三大独立电影展,一个都没能顺利举行。2000年后,DV一代登上舞台,独立电影如火如荼,三大独立电影展在两三年间相继成立,2007年左右到了巅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昆明,而除了这三大影展各地也有中小影展,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甚至争论。这些影展的共同点是并没有广电批文,但,有高校的展览备案与艺管的展览备案。他们基本放映的是没有许可的电影片,少量兼容有许可的电影片。据说,广州纪录片大会在2003年被电视台创办之初,广东当地有关部门曾向上面要求取缔,而且,还绕过了中宣部,直接递到一把手那,最后拿到的批示是“给年轻人一些空间”“注意加强管理工作”,这可能是指导思想。可2012下半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方只做“精准打击”,比如,它们认为某部片子存在问题、不适合放,会通知举办方说“拿掉拿掉,不适合放”,可2012年呢,北京影展首先出事,可能因为,这届影展政治色彩的参展电影比较多,有两三部,而且,北京影展属“死硬派”,地点偏偏还在艺术家云集的北京宋庄。关停方式简单粗暴——断电。这个北京独立影展刚刚完成开幕仪式,